皋于厚在《理想世界的探寻和理想人格的设计——论明清小说主流及其流向》（《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上认为，明清时期的许多优秀小说作家都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具有匡世济俗的热肠。这样，就形成了明清小说探索理想社会、设计理想人格这一主流。明清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是在对现实的否定和反拨中产生的，是文化传统与时代新潮相结合的产物，并逐步由民间化向文人化过渡和发展。在明清小说的优秀作品中，体现在理想人物身上的封建道德观念有日趋淡薄的势头，此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文化思潮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莫世祥在《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上指出，近代澳门一度成为粤西海岸与西江流域经济圈的“商业中心”。然而，随着内河轮船贸易的发展，粤西南各埠改以香港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中转港，澳门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苦力与鸦片贸易相继衰竭，给畸形发展的近代澳门贸易造成难以替代的缺失；澳门航道逐年淤浅，港口工程与商业设施落后，难以在轮船贸易时代发挥中转贸易港的功能；澳葡当局治澳作风呆板惰滞，压制自由竞争；这一切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再度滑落，并对当代澳门经济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路新生在《论“体”“用”概念在中国近代的“错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上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体”、“用”是一对重要的概念范畴。“体”是形上的存在；“用”是形下的概括，自宋明以来，它被确指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体”重“用”轻，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处理体、用关系上所长期坚持的一种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中体西用”观固然承袭了“体重用轻”的哲学传统，然而，也正是“中体西用”观反映出了体、用概念的内涵在近代所发生的错位。具体而言，形上之“体”下移为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原先的“用”所空出的位置则由西学所替代。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体西用”观，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理解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
尚小明在《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上认为，清代是学术文化发展比较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时期里，不仅涌现出众多著名学人，而且官私撰著活动非常活跃，刊刻著述汗牛充栋。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长时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则是一代代学人辛勤耕耘的结果。其中大批游幕职业学者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活跃于各级官员尤其是一些地方大员的幕府当中，从事编书、注书、校书等工作，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群在《“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文史哲》1999年第6期）一文中说，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